张文中对我本人生活、学习情况的细节描述也与事实严重不符。由于内容过于荒诞，我不再一一说明。

现在叫武清区了。写文章的人是我老家那边文化局的领导。1997年，我得奥数金牌以后，他们就去我们家了。当时也不叫采访，也不知道他们要写文章，猜想有可能只是去关注一下得奥数金牌这么一个事，然后就问我父母有多穷，谈话尽量往穷方面引导。我父母也不知道拒绝，问什么，怎么引导，就怎么说。在农村嘛，也不能怪我父母。结果就是奥数金牌挺好的一个事，就成诉苦会了。（他们写的文章）发表以后，我看了就觉得很惊讶，里面写的不是真实情况。当时写我家写得苦大仇深，非常穷。我老家也就是普通的农村家庭，父母确实也挺不容易的，但跟别的农村家庭比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，没什么特别的困难。我小的时候也觉得挺快乐的，不是他写的很悲情的那种感觉。九几年的时候，天津的农村，不会是那个样子。我家其实是在天津和北京的中间，离北京更近一点，出了通州区就是了。

《联合国秘书长希望2021年成为治愈创伤的一年》“那6万保证金，我是以两分的利息借的，今年才全部还清。”徐善瑾说，十多年来，他因为“犯罪嫌疑人”的身份，在当地找不到工作；当年从看守所出来后，他的身体出现糖尿病、高血压等症状，后来又因“嫌犯”身份，未能从单位改制中领到买断工龄的补贴。为了生活，他将自己的两套住宅卖得11万多元，以每月200元在外租房住。